1940 年 5 月，英国记者贾尔斯・罗米利因丘吉尔亲戚身份，被德军拘押至科尔迪茨战俘营。

这座战俘营位于德国腹地，由城堡改建，德军本欲将其打造成防止军官越狱的坚固牢笼。

可是指挥官施密特上校年迈消极，安全主管普里姆热衷品酒，在他们管理下，战俘营按日内瓦公约运营，战俘待遇超乎想象：通信自由、物资充足、无需劳动、可自由支配时间、能组织活动，甚至可外出。

各国战俘军官陆续被关押于此，他们在此发生过冲突，勤务兵还因 “赤化” 起义。

不过，不少战俘未忘越狱职责。

1941 年起，战俘们开始尝试多种越狱方式，有人成功，如法国中尉阿兰・勒雷徒手爬墙越狱；也有人失败，像英军中尉艾雷・尼夫因着装细节暴露...

1940 年 5 月，英国记者贾尔斯・罗米利的心情糟透了。

自己作为一个记者在挪威采访，就是大英居然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对挪威发动了偷袭，以至于他被德国佬当成间谍给逮捕了。

虽说英德两国处于交战状态，但按照战争法则，普通记者不该受到为难，可罗米利显然不在此列。

被逮捕之后，德国人对他进行了几次审问，之后便立刻决定长期拘押他。

罗米利内心十分崩溃，不过对于德国人这样的反应，他倒也不觉得意外。

他认为德国人长期拘押自己，无非是两个原因。

次要原因，可能是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主要原因呢，大概是自己有个倒霉的大姨夫 ，他叫温斯顿・丘吉尔。

罗米利心里清楚，这层关系可给他带来大麻烦了。

他反复跟德国人解释：“我跟我大姨夫关系很差的，真的，平时都没什么往来。”

可德国人根本就不信他这套说辞，直接把身为平民的罗米利，按照军人待遇给拘押了起来。

不过，德国人说了：“别担心，不会把你往火坑里推，会送你去个好地方。”

这个所谓的好地方，就是在世界大战中充满传说色彩的地方，是日内瓦公约的标杆样本，堪称战争文明的绝佳典范，也是纳粹帝国难得的 “良心” 体现之处，同时还是越狱实验的训练场，盟军军官口中的 “度假村”—— 位于德国腹地，离边境足有 650 公里，德国人觉得你绝对跑不出去的钢铁堡垒 —— 科尔迪茨战俘营。

时光倒回公元 1859 年，瑞士慈善家亨利・杜南亲眼见证了意大利独立战争的残酷场景。

战场上那些悲惨的伤兵，让他心里满是不忍，于是决心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杜南觉得，世界急需一个常设的救济机构，专门在战时为人提供人道主义救援。

而且，各国应该签署一个条约，允许这个机构在战区保持中立，为人们提供帮助。

杜南的第一个想法，催生了红十字会的诞生；第二个想法，则促成了日内瓦公约的签署。

日内瓦公约明确约定了战争中战俘和平民所应受到的保护以及享有的权利，为战争这一人类最残忍的行为，划下了一条底线。

而德国，也是日内瓦公约的签约国之一。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纳粹崛起。

希特勒等人心里明白，德国在未来免不了要和其他国家产生冲突，所以，战俘营建设就被提上了日程。

在二战期间，德国总共建设了大约 1000 个各类战俘营。

可是由于管理不善，再加上纳粹本就不是什么好玩意，德国战俘营里强迫劳动、集体屠杀等战争罪行屡屡发生。

只不过由于纳粹在其他方面的业绩过于耀眼，以至于很多人都忽略了他们对战俘的虐待。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

在德国众多的战俘营里，就有一个特别的存在 —— 科尔迪茨战俘营。

在战前规划战俘营的时候，德国高层为了体现所谓的 “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分别为士兵和军官设立了战俘营。

他们心里清楚，被俘的军官往往有着强烈的越狱意愿，所以在选址时，就一心想找个让军官们根本跑不出去的地方。

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他们最终选定了科尔迪茨。

科尔迪茨位于德国萨克森州，地处德国内陆，距离最近的边境线都有 650 公里。

之所以选这儿，是因为这里有一座旧贵族修建的石制城堡 —— 科尔迪茨城堡。

城堡坐落在悬崖之上，进出只有两个通道，周围环绕着森林和河流。

为了防止犯人逃跑，德军还进行了精心布置。

他们不仅拉上了密集的铁丝网，德军还把围墙加高到了丧心病狂的27米。

当然了，硬件如此硬，软件也不能软。

国防军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强调：“科尔迪茨战俘营的守卫，是由久经沙场的宿将和朝气蓬勃的新锐组成的。这群忠诚的帝国卫士，会把敌人牢牢封印在这个冰冷的囚笼里。请元首放心，这里将是帝国最安全的保险柜，最严酷的惩戒所。”

多年之后，当人们再翻看这份国防军的报告时，都不得不感叹语言的艺术，同时也感慨科尔迪茨的特别之处。

当年德军高层的本意确实是坏的，可下面办事的人，却把事儿给办好了。

就比如报告里说的 “朝气蓬勃的新锐”，实际上就是一群没有任何经验的德军新兵。

当时兵力紧张，部队里实在抽不出精兵强将来看守战俘营，能有几个从农村来的小青年就不错了，好歹也算有人手。

而所谓的 “久经沙场的宿将”，指的是马克斯・施密特上校。

马克斯・施密特上校出生于 1866 年，参加一战的时候就已经算是老将了。

到了 1939 年，他都 73 岁了，还被委以看守科尔迪茨战俘营的重任。

德国有句民谚说：“七十三，八十四，上帝不叫自己去。”

施密特上校心里明白，自己这把年纪，未来也没什么上升空间了，所以对这份工作，实在提不起太高的热情。

他心里想着：“与其天天陪着这群年轻战俘，还不如给我这把老骨头放放假呢。”

作为指挥官，施密特根本不在城堡里住，他撑死保证每天 8 点钟准时到岗，签完到之后，以极快的速度在城堡各处溜达走一圈，然后就回办公室，喝茶看报纸，打发时间。

指挥官不管事儿，日常管理的重担就全落在了安全主管保罗・普里姆身上。

普里姆当时年仅 46 岁，和施密特上校比起来，显得很年轻。

普里姆和施密特完全不一样，他是个充满活力的人。

据当年的见证者描述，普里姆像极了意大利人。

因为他简直就是个话痨，还特别爱喝酒，一喝多就耍酒疯。

他热爱生活，性格幽默开朗，对艺术也有着超乎常人的品位，而且没有种族歧视，特别喜欢结交各国朋友。

来到科尔迪茨之后，脱离了一线部队的普里姆，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了自我，整天一门心思钻研起了品酒。

由于两位长官都不太上心，德军又缺乏标准的战俘营管理模式，所以，当下属那些没什么经验的小菜鸟们，小心翼翼地跑来问该怎么运营这座战俘营时，两大豪杰的想法很简单，“上面也没给啥具体要求，咱又懒得去设计啥制度，那就按现成的规矩来呗。啥规矩？日内瓦公约就是规矩啊。”

就这样，在这么一群 “精兵强将” 的带领下，1939 年 10 月 31 日，科尔迪茨战俘营开业了。

城堡里迎来的第一批战俘，是 140 名波兰军官。

从当时的局势来讲，波兰已经在世界地图上消失了，严格说，这群人都不能算战俘了。

可纳粹为了显示所谓的 “元首天恩”，还是把他们送到了科尔迪茨。

这些波兰军官刚刚经历了家国沦丧的痛苦后，波兰军官们的心情五险一惊，每个人都对未来失去了信心。

但是在科尔迪茨待了几天之后，这群军官就懵了。

因为从他们的待遇来看，他们实在搞不清纳粹算盘里卖的什么药？

在这儿，战俘们的通信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每个人都能随意和家里联络。

家里寄来的物资金钱，德军一分都不克扣，原原本本送到战俘手上。

红十字会也会定期给战俘们送来零食、香烟等物资，营地方面也绝不从中揩油，所有物资都保证送到战俘手中。

因为日内瓦公约禁止强迫战俘劳动，所以在这个营地里，战俘们没有任何劳动任务。

营地每天就进行三次点名，除了点名时间，其他时间战俘们可以自由支配。

战俘们要是想组织体育比赛、文艺演出啥的，营地还提供场地，剧院、广场、小公园都有。

要是战俘们觉得食堂伙食不好，他们有权不吃，还允许自己生火做饭。

靠着红十字会送来的物资，战俘们吃得比德军守卫还好。

而且，战俘们很快就开始自己酿酒了，安全主管普里姆经常厚着脸皮来找战俘们蹭酒喝。

而更让人惊讶的是，在营地规则里，这些战俘军官还可以保留勤务兵。

勤务兵一般都是和军官一起被俘的，专门负责帮长官洗衣做饭、端茶递水这些日常杂务。

要是有的军官没有勤务兵，怎么办呢？

营地规定，战俘可以自己出去雇一个。

没错，在科尔迪茨战俘营，战俘是允许出门的。

根据规定，战俘不能长期离开营地，但短期出去一下还是可以的。

被关押的战俘可以在德军士兵的陪同下，去山下的小镇自由活动，洗澡、采购、理发、吃饭都没问题。

时间一长，山下的小镇因为这些战俘的到来，变得空前繁荣起来。

甚至有的战俘在小镇上还交上了女朋友。

波兰军官们慢慢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似乎比想象中要好很多。

可整天无所事事，他们又憋得慌。

于是他们开始在城堡里组团探险，用铁丝撬开不少房间探索未知的领域，并且扫荡了安全主管普里姆的啤酒储藏，让惊闻噩耗的普里姆如丧考妣。

很快，波兰人的探险队伍扩大了起来。

因为随着战局发展，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国的战俘们纷纷进驻，营地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当然，战俘营里这种快乐的氛围并没有持续太久。

不过，这倒不是因为德国人突然下狠手了，而是盟军战俘们自己开始内讧了。

在营地里，英法的传统友谊再续前缘，法国和英国的战俘因为犹太人问题产生了激烈冲突。

英国军官站出来发表演讲，言辞激烈地痛斥法国人存在种族歧视。

一旁的波兰人也跟着起哄，对法国轻易投降的行为表示出深深的鄙夷。

法国人听了可不乐意了，反驳道：“你们一群国家都亡了的人，到底比我们强在哪儿啊？”

而荷兰军官们，也许是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战绩不佳，他们以优良的纪律性得到了同仁们的一致好评。

而比利时人则风平相反，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居然把一个猫给烤着吃了，而这种丧心病狂的行为得到了大家的一致鄙视。

就算是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军官，内部也谈不上有多团结。

就拿英国人来说，那些出身贵族学校的军官，打心眼里瞧不起平民学校出身的；而平民学校出身的军官，又看不起没念过书的。

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下，过了一段时间，科尔迪茨战俘营的第一场矛盾终于爆发了。

这场冲突的原因，既不是为了反法西斯，也不是出于民族主义，而是纯粹的阶级矛盾，正所谓 “亲不亲，阶级分”。

在纳粹高层眼里，科尔迪茨战俘营是最保险、最残酷的，他们对这里寄予了厚望。

所以，被关押在这里的，不仅有各国的军官，还有像开篇提到的罗米利这种特殊人物。

从战争爆发以来，像乔治六世的侄子拉塞尔勋爵，英国名将道格拉斯・黑格的儿子乔治・黑格等一大批身份显赫的皇亲国戚，也都被关押在了科尔迪茨战俘营。

纳粹心里想着：“该！让你们落到我手里，这回把你们扔进战俘营里，好好整治整治。”

可没想到，这么多贵族被送进科尔迪茨，却引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

我们都知道，在那个风云变幻的 20 世纪，很多英国精英都有个特殊的爱好，那就是倾向共产主义。

在科尔迪茨的众多名人里，就有好几个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被送到这里后，整天无所事事，就想着找点事儿做。

于是有人提议：“要不，咱们搞点共产主义宣传吧。”

在科尔迪茨战俘营里，这群倾向共产主义的英国精英们很快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宣传目标 —— 勤务兵。

勤务兵们接受了朴素的阶级理论教育后，思想开始觉醒。

他们心里琢磨着：“哎呀，被俘前，我就得天天给老爷们擦靴子；现在被俘了，怎么还是得给老爷们擦靴子啊？那我这不白被俘了嘛！”

于是，一场规模不小的勤务兵起义爆发了。

一批被 “赤化” 的勤务兵们喊着口号开始游行，还和一些忠于军官的勤务兵们对骂起来。

德军守卫们看到这场景，都一脸懵，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安全主管普里姆也是花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到底是咋回事。

他十分崩溃地对这些造反的勤务兵们说：“各位啊，你们根本就不是我们重点关押的对象。要是你们不想再干这些活儿了，想回家，我们绝对不拦着。不想给老爷们擦靴子了，走就是了…”

就这样，科尔迪茨战俘营的唯一一次暴动很快就平息了，造反的勤务兵们一哄而散，各自回家去了。

由于勤务兵岗位空缺，普里姆又从外面给军官老爷们另外雇了一批人。

英国人想掀起的 “赤化风暴”，刚一开始就结束了。

勤务兵虽然走了，但战俘们的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

大家实在是太闲了，每天就像没事干只能喝酱油当茶水一样，闲的蛋疼。

于是，各国战俘们开始互相学习语言，彼此的外语能力提升得很快。

后来，很多战俘在战后都当上了外交官。

除了学外语，体育运动在营地里一直是最受欢迎的活动。

英国人用一块臭皮革缝制了一个橄榄球，其他战俘们都嘲笑这个球是大便球。

而波兰人在 1941 年 8 月组织了战俘奥运会，把橄榄球、排球、拳击等多项运动都纳入其中。

可惜的是，后来因为营地要进行消防演习，奥运会被迫中断了。

在战俘中，法国军官显得比较有格调，他们组建了一个管弦乐团。

荷兰军官则主要玩吉他。英国军官也不甘示弱，组织了 5 个风格奇特的滑稽剧团。

为了演好女性角色，一些军官们专门留起了长发，还在腿上挂了假毛，就为了达到那种神形兼备的专业效果。

对于战俘们这些丰富的娱乐活动，安全主管普里姆不仅大力鼓励，还积极参与其中，给运动员和演员们提供各种特权，就是为了激发大家的活动热情。

一时间，营地里充满了其乐融融的快活氛围。

当然，在这片祥和的景象背后，也总有人没有忘记自己真正身处何处。

面对如此宽松的战俘营环境，一些战俘始终牢记自己作为军官的职责。

他们时刻提醒自己，要去做那件军官条例上要求做的事情 —— 越狱。

在二战时期，欧洲各国的军官条例里，几乎都要求军官在被俘后要主动越狱。

因为这样既能给敌人制造麻烦，还有可能让军官重新归队。

对于这一点，科尔迪茨的管理层心里非常清楚。

每天早晨出来遛弯的时候，史密特上校就曾经对战俘们说过：“我知道你们的手册里要求越狱，在科尔迪茨，我们并不禁止你们有这个想法和权利。越狱是你们的自由，我们允许，但是我们也保留终止你们越狱行动的权利。大家各凭本事，后果自负。”

安全主管普里姆则进一步补充道：“首先，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在离开营地外出的时候，你们不能越狱。在小镇上购买的物资，也不能用来越狱。你们越狱的工具，必须是自己想办法夹带回来的。我警告你们，一旦越狱被抓，后果会很严重。按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我们会把你们关进禁闭室，让你们尝尝孤独的滋味。”

对于普里姆的这番恐吓，营地里的战俘们听了都很震惊。

因为在其他地方，越狱被抓一般都是直接枪毙，而在科尔迪茨只是关禁闭，对于这种处罚力度看清了也就看轻了。

1941 年 4 月 11 日，法国中尉阿兰・勒雷决定成为第一个尝试越狱的人。

那天早晨，战俘们像往常一样在院子里放风，营地里和往日一样乱糟糟的。

勒雷在混乱中发现，通往公园的小路边有个小屋，门好像没锁。

他心里一动，想着：“这是个机会，赌一把。”

于是借着混乱的人群，勒雷悄悄地溜进了小屋。

他心里盘算着，夜间点名的时候，自己失踪的事情就会暴露，到时候守卫肯定会出去抓捕，这样城堡里面的守卫力量就会空虚，自己不就能趁乱逃走了嘛。

可是勒雷一直潜伏到半夜，营地里连警报声都没响。

原来，在勒雷潜伏的时候，广场上玩大冰球的英国佬们打起来了。

而这种不文明的竞赛行为引来了守卫的干涉，好几个闹事的都被关进了禁闭室。

由于人员不齐，晚上点名的时候也就稀里糊涂的，守卫们根本没发现勒雷不见了。

勒雷等到凌晨，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冒险出逃。

他凭借着自己登山家的身体素质，徒手爬上了 27 米高的围墙，然后顺着吊桥的钢索一路滑下了山。

在月黑风高的深夜里，就这么大摇大摆地溜出了营地，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越狱。

离开科尔迪茨后，勒雷靠着自己熟练的德语，辗转了大半个德国。

他坐着火车，经过纽伦堡、斯图加特等多个城市，最终成功回到了法国。

后来，勒雷在 1943 年加入了法国抵抗组织，战后一路晋升，最终以陆军上将的军衔退役，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勇猛本色。

不过，像勒雷这样的猛人毕竟是少数。

在 1941 年，科尔迪茨的各国战俘在越狱这件事上，还是主打团队作战。

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老北京越狱常用的方法 —— 挖地道。

虽然都是挖地道，但各国采取的路线不太一样。

法国人打算从地窖开挖，一路向西北方向掘进；波兰人打算从院子里向东北方向挖；英国人则打算直接通过下水道挖穿外墙。

三国各有各的计划。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英国佬们率先意识到，在山顶上挖地道，成功的希望确实不大。

而波兰人一直挖到 1943 年被转移出科尔迪茨，地道都还没挖通。

最后，他们在临走前，把自己挖的地道以 150 根香烟的价格卖给了英国人。

法国人倒是在 1941 年的时候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把地道挖通到了出口。

唯一的小缺憾是出口在悬崖边上。

法国人意识到方向有点偏差后，开始重新挖竖井。

遗憾的是，这一次挖掘在方向把握上还是不太精准。

法国人又挖了两年，终于再次把地道挖通。

可这次的出口，竟然在战俘营的中心花园里。

既然挖地道这条路不太顺利，大家就只能尝试其他传统的越狱路径了。

1941 年 5 月 10 日，一队运输队来到科尔迪茨，他们的任务是把一些床垫子运出营地。

英国军官彼得・艾伦看到这个机会，心里一动。

因为彼得身高只有 1.62 米，比较瘦小，他果断地让战友帮忙，把自己缝进了床垫子里。

就这样，他轻易地被运出了战俘营。

天黑之后，彼得从床垫子里爬了出来。

他仗着自己过硬的德语，坐着火车一路到了维也纳。

本来，这应该是一段成功的越狱故事。

然而，彼得到了维也纳之后，人生地不熟，没钱也没身份，只能在公园里流浪了好多天。

最后，实在走投无路的彼得，无奈之下还是选择了自首。

彼得虽然越狱失败了，但他的故事还是激励了无数后来者。

1941 年 5 月 31 日，法国中尉雷内・科林成功躲进一个凉亭里，趁着天黑溜出了城堡，成功回到了法国。

2 月 15 日，荷兰中尉汉斯・拉里夫躲在了井盖下，也趁着天黑溜出了城堡。

因为井盖下通风性能好，隐蔽效果也不错，所以后来有不少人效仿他的方法。

在之后的一个月内，就有三个人用同样的方法成功逃跑。

1942 年 9 月，法国中尉保・施隆凭借着出色的演技，成功假扮心脏病发作。

德国守卫信以为真，把他送到了医院。

到了医院后，保・施隆用被单结成绳子，从 5 楼溜了下去，顺利逃跑，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可惜的是，保・施隆可能把所有天赋点都加在了身法上，他完全不懂德语。

逃跑的时候慌不择路，自己都不知道跑到了哪里。

不过，作为一名观察力出众的军官，保・施隆知道怎么在敌占区寻找自己的同志。

出逃一周后，饿得饥寒交迫的保・施隆发现了一座奇怪的建筑。

那是一座不起眼的三层小楼，时不时有人进出。

和普通建筑不同的是，进出这里的人虽然穿着便装，但都非常警惕，每次出入大门都要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

保・施隆经过一番仔细分析，心里认定：“天无绝人之路，这里肯定是盟军情报机构的秘密据点。既然是自己人，那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

于是，保・施隆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寻求帮助，然后发现了一个小惊喜。

这个小楼根本不是什么盟军联络站，而是杜塞尔多夫地区的盖世太保办公室。

盖世太保看到送上门的 “业绩”，那叫一个高兴，当场就把保・施隆抓起来一顿毒打。

但是，保・施隆也是个狠人，一个月后，他再次成功越狱。

他靠着骑自行车，骑行数百公里，最终成功抵达了瑞士。

不过，上述这些成功越狱的案例，只是少数。

在科尔迪茨战俘营众多越狱积极分子当中，失败的人还是占了大多数。

就拿英军中尉艾雷・尼夫来说，他为了能假扮德军，从而浑水摸鱼逃出营地，可费了一番心思。

艾雷搞了套波兰制服，并在草帽里沾上了风景画，做成了德军军帽的形状。

结果就在艾雷站在德军队列里企图滥竽充数时，一盏探照灯扫过了他的头顶。

绿茵茵的风景画让他头顶闪耀着鲜明的绿光，一举成为了队列中最闪耀的星，被揪出来关了50天禁闭。

而且理由不是试图越狱，而是侮辱德军形象。

还有法国中尉阿尔卑斯・布里，他凭借着高超的女装技能，成功假扮成洗衣女工，混出了营地。

当时，布里满心欢喜，觉得自己马上就能重获自由，脚步都轻快了许多。

可就在他匆匆赶路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把自己的手表掉在了操场上...

广场上正在打“大便球”的英军军官们眼尖，看到手表后，立马来了兴致，想着趁机向这位 “女士” 献媚。

他们大呼小叫地喊道：“嘿，洗衣工小姐，你的手表掉啦，快回来拿！”

德军守卫听到动静，捡起手表一看，傻了...

因为这竟然是一只男表！

这下，布里的越狱计划瞬间泡汤，功亏一篑。

这两件事也实实在在地告诉大家，细节在越狱这件事上，真的起着决定性作用。

不过，靠变装越狱也并非全然没有成功者，而这位成功者正是之前给自己“戴绿帽子”的英军中尉艾雷・尼夫...

初次尝试失败后，艾雷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柄，但他没有气馁。

在监狱里，他通过国际越狱委员会结识了荷兰中尉安东尼・鲁腾。

鲁腾给他讲了一段堪称魔幻的故事。

鲁腾回忆道：“1940 年的时候，我就尝试过一次越狱。唉，可惜刚到瑞士边境就被盖世太保给抓住了，被他们狠狠地打了一顿。不过，那个盖世太保的头目，简直就是个蠢货。他坚信德国很快就能赢得战争，所以特别自负。他还嘲笑我们，说在边境钻山沟的行为太土气了。他当时还一一给我们详细介绍，说在瑞德边境上有好几条小路，根本就没有人驻守。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只要你们能出城堡，我保证能把你们带到瑞士’。兄弟，你看，只要咱们能想出办法走出城堡，我也绝对有把握带你到瑞士。”

于是在鲁腾的感召下，艾雷重新燃起了越狱的信心，他又一次拿出了越狱计划。

1942 年 1 月 5 日，英国剧团正在营地里演出原创喜剧白铁公主和 7 个小矮人，战俘和守卫们都聚集在一起观看。

艾雷和鲁腾瞅准了这个时机，趁着演出间隙，小心翼翼地爬行钻洞，费了好大一番力气，终于来到了德军警卫室。

他们往里面一瞧，嘿，还真幸运，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两套德军军装。

此时，营地里的德军都在剧场里看得哈哈大笑，前仰后合，根本没人注意到他俩的行动。

艾雷和鲁腾穿上军装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营地门岗的德军士兵看他们穿着军装，以为是自己人，没有给予任何阻拦。

就这样，艾雷和鲁腾成功地走出了营地，并且靠着当年盖世太保指的路，一路历经艰辛，最终成功抵达了瑞士。

这一次，艾雷总算是把之前丢的面子给挣了回来。

有了艾雷和鲁腾这两个成功越狱的先例在前，营地里其他战俘们也都心动了。

没过几天，澳大利亚飞行员福勒也带着 4 个人，依葫芦画瓢，用同样的方法，偷了德军军装，成功离开了营地。

在这些越狱者看来，科尔迪茨的防守虽说不能说是毫无防备，但也确实漏洞不少，给了他们可乘之机。

然而，这种越狱的风气在 1942 年秋季突然就戛然而止了。

原来是长期酗酒的安全主管普里姆，终于把自己喝中风了。

他没办法再继续工作，于是他的工作被移交给了另一个人，而这个人，才是真正让越狱者们头疼的对手。

普里姆中风后，莱因霍尔德・埃格斯接手了安全主管的工作。

和那个充满意大利人随性风格的普里姆不同，埃格斯是个典型的德国人，他严肃、自律、沉稳，平日里没有任何幽默感，也没有不良嗜好。

埃格斯一接手安全工作，就展现出了强大的执行力。

原本松散稀烂的守卫工作，在他的管理下，立刻变得井井有条。

他大幅增加了营地里的岗哨密度，还在不同位置布置了大量的流动岗。

同时，在营地外，他也建立起了完善的追捕机制。

他心里想着：“要是你们敢越狱，我马上分发你们的照片进行通缉，看你们还怎么逃。”

从种种举措来看，科尔迪茨似乎真的迎来了一位合格的管理者。

不过，埃格斯除了敬业严谨之外，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特点，那就是他打心眼里讨厌纳粹。

出生于 1890 年的埃格斯，在过去的人生里，除了当兵，就只做过老师这一个职业。

一战爆发前，他就是家乡远近闻名的优秀教师。

一战结束后，他又回到家乡继续教书，凭借着扎实的学术知识和出色的管理水平，还当上了校长。

可是，纳粹崛起后，埃格斯和纳粹分子发生过多次冲突。

他之所以会再次成为军人，只是因为他过去拥有预备役身份罢了。

从个人喜好来说，他最喜欢的工作还是当老师。

所以，埃格斯的管理风格和其他那些强硬的德军不太一样，他更像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在管理调皮捣蛋的学生。

他在日记里对各国战俘的评价，就和班主任写评语一样。

在他眼中，战俘们的越狱行为就如同学生违纪，不仅需要加以管理，还得好好总结分析。

埃格斯带着做学术研究的认真劲儿，开始仔细钻研这些越狱行为。

他专门在营地里搞了一个越狱展览馆，把战俘们成功和失败的经典案例都公开展示出来，并且以专业的态度进行案例复盘。

他分析那些成功越狱者的方法，总结他们的经验；对于失败的案例，也找出问题所在。

他就像在研究一个课题，试图通过这些案例，找出越狱行为背后的规律。

对于埃格斯的这些做法，科尔迪茨的战俘们可不乐意了。

他们心里想：“我们可是职业军官，又不是小学生，你搞个展览来吓唬谁呢？我们盟军的精锐，就算死，也不能丢了越狱的志气。”

为了表示抗议，各国军官们联合组成了国际越狱协调委员会，想要和埃格斯对抗到底。

可是，在埃格斯精心布置的严密防守下，委员会的成员们每次尝试越狱，都屡屡碰壁，各种精心策划的越狱方式，全都被埃格斯识破并阻止。

战俘们心里那个气啊，为了泄愤，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们制作了一种奇臭无比的酒糟，只要一有机会，就朝着埃格斯身上投掷。

埃格斯每次被攻击，都不生气，只是微笑着要求没收战俘们的酿酒器。

他心里明白，这些战俘是因为越狱被阻止，心里不痛快，才会这么做。

他也不跟他们计较，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着营地。

1943 年 5 月，德国高层终于让 70 多岁的施密特上校退休了。

科尔迪茨的一把手换成了另一位年轻有活力的普拉维特上校。

和施密特上校相比，普拉维特上校确实年富力强。

不过，他也有自己的一些小毛病，就比如说他也讨厌纳粹，而且比较缺钱。

很快，他就和营地里富裕的战俘们混熟了，有时候别人请他抽根雪茄，他直接连盒都拿走了。

所以，虽然科尔迪茨的管理层全部换了人，但营地的整体风格却没有发生太大改变。

而战俘们呢，对越狱的努力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1943 年 9 月，英国中尉迈克尔・辛克莱进行了一次冒险又鲁莽的尝试。

他试图翻越铁丝网逃生，可刚行动就被守卫发现了。

守卫见状，想要开枪警告，可没想到一个不小心，子弹直接打穿了辛克莱的心脏。

就这样，辛克莱中尉成了科尔迪茨越狱史上唯一的牺牲者。

辛克莱死后，普拉维特和埃格斯心里都非常难过。

埃格斯更是自责不已，觉得自己没有及时发现并阻止辛克莱的越狱行为，才导致了这样的悲剧。

他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要求，为辛克莱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军事葬礼。

辛克莱的棺材上覆盖着英国国旗，在七声礼炮声中，被安葬在了科尔迪茨公墓里。

这次牺牲让越狱者们变得更加谨慎了。

毕竟，营地里几乎所有可能用来越狱的漏洞，都已经被埃格斯堵得死死的。

但战俘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寻找新的越狱方法。

英国飞行员杰克・贝斯特经过长时间的谨慎研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要不咱们攒个飞机吧。”

这个想法乍一听，确实很有魄力，但实际上仔细想想，还是相当合理的。

科尔迪茨城堡地势高耸，如果在这里起飞一架滑翔机，完全有可能突破周围的地理屏障。

而且，营地里根本没有防空武器，这就为滑翔机的起飞提供了有利条件。

越狱委员会的成员们一听这个方案，都觉得可行，立刻着手执行。

一群人四处寻找材料，反复琢磨造型，用收集来的木材，真的一点点捣鼓出了一架滑翔机。

这架滑翔机可不简单，不仅拥有完善的空气动力结构，甚至还配备了一个用浴缸来做配重的滑轮弹射装置。

他们向往能用这架滑翔机实现越狱的梦想。

不过，遗憾的是，这架凝聚了众人心血的飞机最终没有派上用场。

因为此时已经到了 1945 年 4 月，盟军的部队已经逐渐接近了科尔迪茨。

希姆莱命令党卫军接手这里，想要拿战俘当人质。

在普拉维特和埃格斯的极大努力下，党卫军最后放弃了拿战俘当人质的想法。

1945 年 4 月 16 日，盟军成功击败了党卫军，解放了科尔迪茨城堡。

这座在二战中几乎是最讲规矩的战俘营，它的故事终于画上了句号。

由于在战争期间，科尔迪茨战俘营一直恪守日内瓦公约，盟军并没有为难战俘营的管理者们。

但苏军后来却将施密特上校和普拉维特上校逮捕，不过好在两人最终都被释放了。

暮年的施密特上校在 1947 年病逝，享年 81 岁。

普拉维特上校则在 1969 年病逝，享年 70 岁。

埃格斯在战后重新回去当老师了，可后来也被苏军逮捕，判刑 1 年。

出狱后的埃格斯，重新和不少科尔迪茨的战俘们取得了联系，还把自己在科尔迪茨的经历写成了书，名叫《科尔迪茨德国的故事》，这本书出版后，销量相当不错。

埃格斯后来在伯登湖安享晚年，还时不时给当地的老师传授一些教育心得。

最终，他在 1974 年去世，享年 84 岁。

而当年那个想用特别方式越狱的艾雷，在战后官运亨通，还成为了英国驻北爱尔兰的高官。

只可惜，他在 1979 年被爱尔兰共和军暗杀了。

而带着他逃到瑞士的鲁腾，一直活到了 2003 年才病故。

其实，因为科尔迪茨战俘营的特殊性质，这个奇特的城堡里曾经关押过大量来自各国的精英。

像之前提到的 SAS 的创始人大卫・斯特林，后来的红衣大主教伊夫・康加尔等等。

这些人在战俘营里，各自有着不同的故事，各有各的传奇经历。

也正是因为他们，让这座战俘营在战后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

2004 年，英国 BBC 拍摄了一部关于科尔迪茨的纪录片。

这部片子特意请来了当年设计滑翔机的杰克・贝斯特，想要解开科尔迪茨的最后一个悬念。

他们在科尔迪茨的原址，在贝斯特本人的亲自指导下，造了一架和当年一模一样的滑翔机。

终于，在众人的见证下，由浴缸做成的弹射器成功发力。

木质的滑翔机在弹射动力的推动下一飞冲天，飞过了城墙，越过了河流和丛林，在风中带着他60年前的梦想，奔向了自由。